阎明复亲历：秦城监狱骇人内幕

熟悉的咳嗽声

阎明复

1931.11-2023.7.3

阎明复先生，原籍辽宁海城，于1949年自豪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中荣任副主席以及党组副书记的重要职务。此外，他还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自1946年始，我先后在东北大学教育学系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潜心修习。

1949年，我在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现更名为黑龙江大学）圆满完成了学业。

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以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定稿人。

自1978年始，我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职；此外，也曾担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1986年，任中宣部长。

1987年，任中顾委书记。

1989年6月，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出决议，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予以免除。

1990年，他卸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重任，与此同时，他也辞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的职位。

自1991年5月起至1997年7月，我担任民政部副部长，官职位列正部级。

自1997年8月起，我荣幸地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一职，后升任会长，现仍担任荣誉会长至今。

2023年7月3日，晨曦初露，十点十九分，一场无情的疾病终究将老人从人间带走，治疗虽竭尽全力，却未能逆转命运。他在此世间度过了九十二个春秋。

秦城监狱，被誉为我国“第一监狱”，肩负着关押重犯的重要职责。历史上，这里曾羁押过众多国民党战犯，以及涉及重大案件的核心主犯。在“文革”时期，此处关押了众多当时被称作“重要政治犯”的人物，包括第一专案办公室所审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第二专案办公室所审讯的军队系统相关人员，以及第三专案办公室所审讯的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此外，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也最终被监禁于此。

自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起，我的生命陷入了一场长达七年半的恶梦。在那注定被铭记为“公审”与“逮捕”的一夜，我身处两名军人之间，四周一片漆黑，车辆的方向和目的地对我而言都如同谜团一般。经过漫长的行驶，我们最终抵达了那个未知的终点。

1

军人检查鞋内。

夜色渐浓，街灯的柔光洒在马路的北边，映出一排排列整齐的平房。其中一扇紧闭的大门，其外观与乡村政府大院几乎毫无差别。我们缓缓将车驶至门前，一名军人下车与守卫的哨兵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不久，大门便应声而启，我们的车辆得以驶入院内，并在一座平房前再次停下。接着，押送我的军人将我引入屋内，将我交托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便转身离去。

值班士兵示意我卸下衣衫，换上他们所提供的由粗布制成的白色衬衣和衬裤，以及一套黑色棉质的外套与棉裤。裤子上并未采用传统的裤带，只在裤口处缝制了两条细窄的布条，以此作为固定之用。这些棉裤因难以紧束，我不得不在行走时用手提拉。接着，他们命令我除去鞋袜，用一根探测棒反复探查我的鞋子，仿佛在寻找某种微型收发报机。我的脚型较大，穿着四十五号的鞋子，他们搜寻了许久，仍未找到合适的尺码，最终只得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衣物均被他们没收，唯有这双鞋陪伴我度过了铁窗内那段漫长的寒冬。

接着，一名军人引领我穿越庭院，来到一座被电网环绕、坚固如堡垒的高墙围院。铁门紧闭，一旁的哨兵接过我的通行证，轻轻推开侧门，我们便得以步入其中。围院内散布着数座院落，每座院落都由高墙严密守护，只需穿过一道小门，便可到达关押犯人的建筑群。

踏入楼内，押送我的士兵将我移交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引领我穿过漫长的走廊，灰色的墙壁两侧，一边是连绵的牢房。到达一间牢房的门前，他摘下钥匙，依次解开了门锁，先是打开外层的铁栅栏，然后缓缓推开内层的木门，示意我入内。他告诉我，我的编号是“67124”，在此处，不得提及任何外界姓名，只能使用代号。除了不得使用真名之外，他还逐一宣读了其他规定：一、禁止喧哗和歌唱；二、严禁在墙上涂鸦；三、必须按照哨声作息，遇到事情要及时汇报；四、严禁与任何人交谈。随后，他分发给我两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一块洗脸巾、牙刷、牙膏以及卫生纸。他补充说，每次用餐时，都会提供热水。话音未落，他便转身离开，先后关闭了木门和铁门，随之传来锁扣上锁的清脆声响。

2

单侧长期睡眠或致面容不对称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未能深思其因。直至管理员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在走廊中逐渐隐没，在这片死寂的囚室之中，我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已被捕。我对此地一无所知，监狱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囚禁的时日以及未来的命运亦无从得知，一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之中……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间囚室宽敞而规整，呈长方形排列，横向长度超过十步，竖向宽度则大约五六步。面对门口的墙壁上，安装了两扇紧闭的长形铁窗，距离地面约莫一人之高。在铁窗的下方，是一张低矮的木制床铺，上面铺着一张单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左侧的墙角处，设有一个带有小门的厕所，内部配备了一座冲水的坐式马桶，墙上还设有“窥孔”，以便哨兵在走廊中监视囚犯的如厕情况。厕所的侧墙上安装了供洗脸的自来水龙头。天花板高耸，悬挂着一盏双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当黄昏降临，灯光便会自动亮起，亮度大约在百瓦左右，而在夜间就寝哨声响起后，灯光会相应调暗至四十瓦，以确保哨兵在夜间能够清晰监视囚犯的动静。若有任何怀疑，哨兵可以随时打开大灯。

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突然传来一阵门扉的响动，催促我进入梦乡。抬头一望，发现门顶上方有个小方窗，此刻它已敞开，透过那细小的缝隙，我仅能模糊地辨认出一名哨兵的面庞。这才恍然大悟，入寝的时间早已悄然溜走。我急忙脱下棉衣，钻进被窝。然而，这时我才察觉，屋内并无暖气，被褥也过于单薄，更不用说缺少枕头，那一夜，我冻得无法入眠。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将棉衣和棉裤紧紧压在棉被之上，整夜保持不动，以免衣物滑落。至于枕头缺失的问题，我便将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之下，一双鞋子的多功能使用，倒也颇为便捷。偶尔入睡后，不慎翻身，脸朝向墙壁，那便成了麻烦。只听见哨兵用沉重的皮靴猛踢铁门，直至将人吵醒，再翻过身来，要么平躺，要么面朝铁门。哨兵必须时刻监视犯人的面容，以防万一。长年累月的单侧睡眠，使得不少犯人的脸部一侧逐渐变形，这成为了“秦城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经历都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

3

管理员殴打囚犯。

破晓时分，尖锐的哨音划破了夜的宁静，我立刻起身。至于确切的起床时间，我始终记忆模糊，可能是清晨六点，也可能是六点半，又或是七点钟。不久，走廊里传来了小车缓缓滚动的声音。小车径直驶至我的门前停下，我猛地看到木门底部的小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管理员的声音传来：“开饭了，请把饭碗和水杯拿出来。”我急忙将两个碗和一杯水摆放在小门之外。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入碗中，另一只碗中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些咸菜，接着又用大勺将开水倒入水杯中，叮嘱道：“一天只有三杯水，要节约着用。”接过饭碗和水杯回到屋内后，小门随即关闭。至此，我才领悟到小门的真正用途。由于昨晚辗转反侧直至天明，早餐后，我感到异常困倦，便披着衣服躺在床上。然而，还没等我合眼，木门顶部的小门再次打开，哨兵严肃地喝道：“白天不得睡觉！”我立刻从床上跳起，坐在了床边。

我们的囚室坐落于一座呈“U”字形的三层建筑之内，东侧、西侧以及北侧各排列着五间囚室，它们通过走廊相互连接。在北侧牢房的走廊两端，设有坚固的铁门，这些门与楼内的管理区域紧密相连，该区域设有数间审讯室以及看守人员的办公区域。在囚室内，犯人的行动始终受到看守和管理员的严格监控，一切活动均严格依照“牢规”进行管理。

日复一日，直面在押者的，是管理员与看守。对于他们，我似乎难以找到恰当的称呼。

所谓的看守，实则不过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牢狱之外，蜿蜒着一条漫长的走廊，每名士兵负责监管三至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中来回巡梭，透过囚室门上的窥视孔，严密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诸如白日卧床、喧哗吵闹等，便立刻予以制止，或是上报给管理员处理。每当清晨起床的号角声响起，囚犯们必须迅速起身，若有迟缓者或无法自行起身者，士兵便会介入干涉。白天，囚犯不得卧床休息，一旦有人躺下，士兵便会命令其起身。即便在夜间，若囚犯未面朝门而睡，士兵也会毫不犹豫地踢门而入。士兵进入囚室并非随意，而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士兵的面孔更换频繁，新面孔层出不穷。

管理员更换的频次并不频繁，他们通常寡言少语。据我所见，管理员的主要任务是处理犯人的日常事务，这包括安排放风、沐浴、分发食物、发放信件，以及押送犯人至审讯室、门诊室或探访室（若有亲属探访）。若犯人有所需求，必须向他们汇报。与管理者沟通时，必须以“报告”作为开头。管理员拥有开启囚室门锁、进入囚室并对犯人实施管制的权限。在囚室内，对犯人的殴打与虐待往往出自他们之手。

4

秦城监狱首次提审完成。

酸楚与羞辱交织，伴随着饥寒交迫、难以承受的饥饿之苦，这一切不过是这段牢狱生涯中显露于世的冰山一角。

七载时光流转，我已难以精确回溯那段在押岁月中审讯的次数。最初的两年，审讯之频繁令人印象深刻，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审讯活动逐渐销声匿迹。然而，那段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依旧定格在首次审问的时刻。

自踏入牢狱的翌日，即11月18日的拂晓时分，具体的时刻已无法追溯，囚室的门蓦然洞开，管理员急匆匆地踏入，传达道：“即刻面临审讯，请随我同行。”

走出囚室，沿着走廊左转，经过一道坚固的铁栅门，右转后，面前便是一条无尽的走廊，两侧是高耸的墙壁和一排紧闭的密室。在众多密室之中，管理员示意我驻足，随后推开一扇房门，低声与室内之人交谈了几句，随后邀请我进入。这间空间宽敞，呈长方形，位于门左侧的是一排长长的桌案，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几位军人正坐在桌后专注地工作。在房间另一侧，距离桌案大约两三米远的地方，放置着一个椭圆形的物品，其外观似为瓷器。后来我得知，这个器物实际上是铅制的，内部中空，设计目的在于防止囚犯利用它对审讯者发起攻击。

在细细研读了那些语录之后，专案组紧接着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其中不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老生常谈。我对于具体的言辞已经记忆模糊。然而，唯一刻骨铭心的是，他们责令我交代与彭真和杨尚昆之间的联系。

这对我来说，可谓是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自“文革”初期起，我便在中南海的周边开始了我的叙述，直至“学习班”的成立，撰写材料一篇接一篇，接连不断。于是，我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交代”。直至正午时分，专案组宣布休会。管理员引领我返回囚室用餐，餐后，再次带我回到审讯室。我继续我的“交代”，直至夜幕低垂。

冬季白日短暂，夜晚漫长，不觉间便到了傍晚五点，饥饿感在腹中作祟。我宣布：“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专案组成员装作惊讶，问道：“这么快就结束了？”我答道：“是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继续追问：“但你最关键的部分还没讲呢！”我有些错愕，反问：“还有什么关键的没讲？”专案组得意地指出：“你那‘勾结苏联’的事还没解释！”我忍不住笑了，回答：“‘勾结苏联’？毛主席还称赞我是反苏斗士呢！”

“毛主席赞誉之辈，何其众多。”我回应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各位进行调查。这纯粹……”话到嘴边，我本欲指责这不过是徒劳无功的举动，最终还是将话语生生咽回腹中。

必须强调，自专案组成立伊始，我们未曾发出任何严厉的指责，更未曾采取所谓的“逼、供、讯”等非法手段。自那时起，心头那层阴霾便得以一扫而空。我从未与苏联有过任何秘密勾结，多年来，我始终如一地追随毛主席，在反苏修的斗争中担任翻译职责。我的能力如何，自有他人评说，但我断然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诲“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已成为我心中的坚定信念。

第一场审讯终于画上了句点。回到囚室，心情逐渐趋于平静，却出人意料地体验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饥寒交迫”之感。

5

“不交代，枪毙！””

我的疑虑似乎已无新篇可续，然而，对已遭推翻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无端“揭露”却如潮水般接连涌现。各式各样的专案组络绎不绝地抵达秦城，对我展开审讯，企图在我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威逼利诱，审讯活动未曾稍歇。

陆定一专案组的主导者（其身份的真实性无法确证，姑且以此称呼）其行径之蛮横无理，令人瞠目结舌。对政策法规一知半解，表面上不过是一名不起眼的军官，却刻意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实在令人反感和厌恶。

“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推测道，“既然如此，那么在陆定一与尤金交谈时，你必定充当了翻译的角色。”我进行了解释：“并非如此，实际上是我担任了毛主席接见尤金时的翻译。”他严厉地斥责：“不得提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我辩称：“是否提及，取决于你的问题是否关乎尤金的翻译事务。”他情绪激烈地指责：“你无权提及伟大领袖，若再狡辩，即刻将你押送出去枪毙！”我坚定地反驳：“即便面临枪毙，我也从未为陆定一充当过翻译。”他这样纠缠不休，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放手。

数日之后，我的专案组如约而至。我向他们详尽地叙述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时的具体情况。他们郑重强调，无论身处何地、何时，都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能捏造事实。同时，我们要坚定地信任并遵循党的方针政策。

不久后，陆定一专案组再次对我不期而至，依旧故伎重施，威胁道：“若不坦白，即刻押送至刑场！”“将你永远囚禁在这铁窗之内！”类似的恐吓层出不穷。我仅以一句坚定回应：“我未曾担任过陆定一的翻译，我的话绝无半点虚假。”这番话让他们气急败坏，最终只能无奈离去。

毋庸置疑，审讯之路是对个人良知、胆识与信仰的严峻考验。在审讯的漩涡中，迎合审问者的“诱供”，选择“言不由衷”或是“诬陷无辜”，似乎成了一种寻求快速解脱的途径。对于那些身陷幽暗囚室、与阳光无缘的“囚犯”来说，没有比“立即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选择却必须以“谎言”为代价，并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可能波及到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无辜者遭受诬陷的苦难。

面对“检举即释放”的诱惑与“拒不交代即遭枪毙”的威逼，我从未有过“虚构谎言”的念头。我始终坚守不透露任何虚假，即使在漫长且充满挑战的监禁生涯中，这也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自“四人帮”势力被一举铲除，对专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了严格的审查。上级领导向我征询看法，询问了我所了解的专案组成员的表现。我坦诚回应，我所接触的专案组在执行政策上严谨而务实。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不遵守政策、行事粗暴无理的，竟然是负责审查陆定一同志的那个专案组。

数年后，我前往北京医院探望住院的陆定一陆老，谈及“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陆老不禁愤慨地直言：“那些人简直坏到了极点！”

6

熟悉的咳嗽声

在1968年的春夏之交，不经意间，我听到了那无比熟悉的咳嗽，那声音宛如父亲的喉音。但很快，我明白了，父亲怎可能陷入被捕的境地呢？毕竟，他早已从政界淡出，既非权贵，也不在走资派名单之列。再者，他是在周总理的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总理亲自指导他，他的一生毫无瑕疵。谁能想到，这位为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长者，竟会身陷秦城监狱，与我同病相怜！父子同被囚禁一室，我们之间仅相隔二十三人。父亲被分配的编号是67100，而我则是67124。

在文革落幕之际，我方才恍然大悟，那几天我时常听到父亲咳嗽的声音后不久，饱受熬煎的他便带着一腔难以言表的冤屈，悄然与我们诀别。

隔绝尘世的牢笼，亦汇聚了不同寻常的灵魂。虽身陷囹圄，无法亲眼目睹他们，我只能凭借零星的声响去揣测：“这里关押着谁？”“发生了何事？”对同侪命运的无力感慨油然而生。那遥远而深沉的父爱之声，自那日始便萦绕耳畔，经久不衰，时常在耳边回荡，伴随着我在那些充满磨难与苦涩的时光里……

7

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不期而遇蚂蚁或苍蝇混入菜肴，实为司空见惯之事。

谈到狱中的饮食情况，那段在囹圄中度过的漫长时光里，我切实体会到了“饥寒交迫”的艰难。我的日常餐食，可谓“量少质劣”。早餐往往只是一碗稀粥搭配一个微小的窝头，而中餐或晚餐，可能仅仅两个窝头、一碗糙米饭，外加半碗简单的菜肴。我们食用的蔬菜，大多源自劳改农场。显然，农场供应什么，我们便只能接受什么。每年春天，菠菜一经上市，便频繁出现在餐桌上，连续二十多天，我们几乎日日以菠菜为食。随后是小白菜、萝卜等蔬菜轮番登场。这些蔬菜似乎未经清洗便直接入锅，端上桌时，菜叶漂浮在碗面，而泥沙则沉至碗底。菜中夹杂着蚂蚁、苍蝇，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用餐之际，我不小心咬到了一个膨胀且散发着香味的物体，误以为是肉块，匆忙吞下。剩下的部分，我用筷子夹起，仔细观察，却惊讶地发现那竟是一条翠绿的菜虫。心中虽感震惊，但出于无奈，我还是将它放入碗中，等到洗碗时才将其倒入马桶。不久前，我家邻居在用餐时，不慎将异物扔进马桶，未能及时冲走，就被保安发现。保安立刻关闭了走廊的自来水闸，强迫邻居从马桶中捞出那异物，并要求他一一吞食。在此过程中，保安还严厉地指责他，斥责他为反革命，质问他为何如此不爱惜生命，竟敢亵渎人民的粮食。

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每日仅能享用到两餐，早餐通常在清晨便被送达，而餐桌上往往只有两个窝头。午后两三点钟，中饭又至，情形如出一辙，依然是两个窝头。如此一来，便需等到次日清晨，才能再次填补饥肠。那漫长的十五六个小时，饥饿感如同利刃，几乎让人心慌意乱。更不必说在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连续两日放假，挑战难度更是成倍增加。

自1968年那个炎热的夏日以来，我们的饮食条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获释后得知，那段日子里，狱中几位资深同志不幸离世。当这一消息传至周总理耳中，他亲自莅临秦城监狱进行视察，并下达了必须切实改善被审查者生活条件的指示。于是，每周的餐桌上逐渐出现了肉块的身影，或是菜汤中多了一星半点的油花。这，对于我们来说，已是难以置信的进步。尤其是在春节佳节，饮食条件更是得到了大幅提升，我们不是享用着肉馅饱满的大包子，就是吃着油炸酥脆的大油饼。管理员们总是慷慨地分给我们食物，他们还会逐一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关切地询问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多，是否还需要更多……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十几个包子，以及七八个大油饼，饱餐一顿后，胃部感到极度的不适。饥饿与饱胀，都让人感到难堪。

8

理发，指甲刀无，咬断指甲。

在“文化大革命”的开端阶段，我国公安体系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军队遂接管了相关的管理任务。秦城监狱同样未能幸免，曾经负责的公安管理人员寥寥无几，我遭遇的全是军人。监狱原有的管理秩序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举个例子，我在入狱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获得放风的机会，整日被束缚在囚室之中。幸好当时是冬季，囚室较为宽敞，空气也并未显得污浊。最初的几个月，我一直没有理发，头发渐渐长至肩部，虽然带来诸多不便，但我还能忍受。然而，最难以忍受的是，那几个月里我无法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长得过长，甚至开始嵌进肉里，我只能依赖牙齿去咬断它们。至于洗澡，那就更是无从奢望了。

待至次年春光洒落，对囚犯日常生活的管理步入正规轨道。每月，管理员便会为囚犯们理发，自然而然地将头发修剪成整齐的寸头，动作利落，几声“咔嚓”便宣告结束。尽管有时推子略显钝涩，不免伴随着微痛，但头发终究被整齐地剪裁，不至于让囚犯们看上去如同那些不修边幅的“嬉皮士”。理发时，管理员会将囚犯们召集至走廊，他们坐在板凳上，身披一块布，随即管理员便开始操作。至于剪指甲，同样是每月一次，管理员会推开囚室的门，步入室内，告知囚犯剪指甲的时间，并将一把指甲刀递到他们手中，自己则在一旁严谨地监督，不言不语，直至囚犯完成剪指甲，再将指甲刀收回，转身离去。

9

洗澡前解扣搓身。

约在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临近之际，监狱内开始为囚犯们安排沐浴。鉴于该监狱实行隔离制度，囚犯们被分别关押在独立的小牢房内，彼此之间不得有任何接触，因此无论是沐浴、散步还是接受审讯，都必须严格遵守禁止囚犯互见的监规。浴室设于楼体北侧，一排五间淋浴间依次排列，每间均设有门扉，相对的墙壁仅至洗澡者腰部高度。沐浴时，走廊外端设有管理员，每隔一个拐角便有一名，直至浴室入口。在沐浴过程中，只有当第一名囚犯经过首个拐角，第二名囚犯才能从牢房中走出，沿着走廊行至拐角；待第一名囚犯经过第二个拐角，第二名囚犯方可转弯进入第二段走廊；随后，第三名囚犯方能走出牢房，行至走廊的拐角。如此循环往复。

步入浴室，首位犯人率先踏入最里侧的淋浴间，管理员随即紧闭外侧的门闩，然后才允许第二位犯人进入，依次进入倒数第二间的淋浴间，如此循环，直至第五位犯人进入首间淋浴间。自首位犯人踏入淋浴室的那一刻起，一名管理员便在半筑的墙壁外来回巡梭。洗浴结束后，押送回囚室的过程亦遵循此序，但方向相反，即由第五位犯人先行，依次递减。总之，犯人们彼此间连背影都无法窥见。洗浴时长大约十分钟，若动作缓慢，管理员便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快一点……”这并非稀奇之事，楼内大约有四十五名犯人，每批五人，需分九批完成，而押送时间甚至可能超过洗浴时长。习惯成自然，每当得知即将洗浴，我便会提前在囚室内解开衣扣，用手擦拭去身上的污垢，待到澡堂用热水冲洗数下，便一切顺利。

10

巡查过程中，我们须警惕犯人可能在地面上遗留的隐蔽信号。为此，设有专门的清扫任务哨兵，他们负责对这些信号进行监测。

春风拂面，风声初起，仿佛是在1968年的那个花开时节。

监狱建筑呈现出典型的“U”字形轮廓，其核心地带便是囚徒们进行放风的区域。该放风区由一系列长方形的单元格组成，东西两侧各分布着十间。这些单元格均采用露天设计，每间单元格都配备有小门，门后三面环绕着墙壁，使得囚徒们得以在狭小的空间中“窥天”。放风区之上，设有“天桥”，哨兵在此来回巡逻，严密监控着每个单元格内囚徒的一举一动。从囚室到放风区的押送流程与之前描述的洗澡程序相仿，但路径更加迂回，同时哨兵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放风时段通常固定在约四十分钟。起初，放风并不固定，但自1973年开始，放风次数逐渐增加，每周至少两次。在每一次放风过程中，我们步入各式隔间，每次都能看到地面上那明显的扫帚划痕。直至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原来是出于预防犯人可能在地面留下任何暗示的考虑。每当犯人一批批离场，哨兵们便会迅速将地面彻底清扫干净。

11

在翻阅晨报之际，我意外地发现——林彪的名字竟然无声无息地从版面中淡出。

截至1967年年底，我所谓的“苏联间谍嫌疑”一事终于水落石出，随之而来的是我得以获准阅读《人民日报》。从此，每天清晨，管理员便会将当天的报纸亲自交到我的手中。而在次日报纸分发之时，前一天的报纸则必须悉数收回。在那个时期，三名囚犯共读一份报纸。第一天，报纸由管理员分配给我；第二天，报纸分发时，上一日的报纸便需被收回，并转交给隔壁牢房的囚犯；到了第三天，这份报纸最终落入了第三位囚犯的掌中。

“误发了，误发了，你此刻无权翻阅这份报纸，速速将之归还！”这位同狱之人恐怕已与外界隔绝许久，对于这份难得的报纸，他自然不舍得轻易交出。管理员面对他的固执，只得推开囚室的门，亲自步入其中，将报纸强行夺回。这一幕让我忽然意识到，自入狱一个多月以来，我未曾接触过报纸，直至专案组第二次提审时才有幸一阅，这无疑预示着我的问题已大致明了。

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中，《人民日报》成了我无声的知己，它是连接我与广阔世界的唯一桥梁，也是我了解外界动态的唯一途径。我日复一日地热切期待着管理员分发报纸的那一天，一旦报纸到手，我便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从头条新闻开始，逐行逐字地细细品读，直至第四版的最后一则信息。阅读完毕，我还会从头至尾再读一遍。这在我的生命中是史无前例的，我从未如此专注、如此认真地阅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每一则新闻同悲喜、共情感。

溯至1971年九月中旬，林彪的名字忽然在报纸上销声匿迹，其言论亦鲜见于版面，肖像亦不复现身。我迅速地意识到了这事件的异常性，然而其严重程度，我始终摸不着头绪。直到林彪专案组的审讯揭露出他图谋叛逃却最终机毁人亡的悲剧，我才如梦初醒。一位被党章确认为接班人的关键人物竟然采取如此举动，这件事让我深感困惑。林彪作为“文革”时期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煽动了极端的造神狂潮，残酷迫害了许多昔日战友。庆幸的是，即便历经多年监禁生涯，我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并未钝化，这让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欣慰。